特朗普关税政策下的全球应对：反击、谈判与妥协

作者：李瀚明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方面对中国加征关税，将其税率从104%提升至125%，另一方面则暂停对其他地区实施“互惠关税”90天，以便为谈判争取时间。

这一系列动作并不令人意外。此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上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反击，将继续加税”。若不兑现承诺，他在国际社会的信誉将受损。与此同时，美国资本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加剧，国内政坛也出现了限制总统关税权的声音（如国会相关议案）。这些都迫使特朗普必须做出回应。

特朗普的策略清晰显现为“恩威并施”：对中国强硬加税以示惩罚，同时向其他国家发出信号——顺从者可得“皇恩”，反抗者则面临进一步制裁。

然而，对于试图通过谈判“沐浴皇恩”的国家来说，特朗普的态度可能让它们失望。以色列和越南的案例颇具代表性：以色列承诺增加自美进口商品，降低贸易逆差；越南提议将对美关税降至0%，并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以打击转口贸易。但特朗普显然并未对此作出积极回应。

问题的核心在于，特朗普的真实意图并非单纯地“将工作带回美国”，而是通过文字游戏增加政府收入。例如，他对“关税Tariff”的操作巧妙避开了“税Tax”的字面含义，借此实现财政增收。

这种增收手段有多种形式。目前中美贸易主要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市场进口模式，个人消费者直接从中国购买商品（如Temu平台），关税收入立竿见影；第二种是协议进口模式，跨国企业通过调整转移定价来优化利润分配，从而影响企业所得税。

举例而言，一件成本100元的商品在美国售价200元。跨国企业可以选择在美国海关申报总价200元，将100元利润留在中国，减少美国税收；也可以申报总价100元，将利润留存在美国，从而增加企业所得税。这使得跨国企业在谈判中陷入两难境地：采购价格过低会引发偷税漏税质疑，过高则加重关税负担。

实际上，美国两党长期希望通过加关税或设置最低企业所得税等方式补充国库，缓解债务压力。尽管两党在“由谁主导加税”上存在分歧，但在通过关税增加收入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这也是为何国会提出“取消特朗普关税权”的议案——不是反对加税，而是希望掌控提议权。

对于特朗普及其共和党而言，短期内见效的措施更为重要。加关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立竿见影，而通过投资设厂促进出口的效果则需要漫长周期才能显现。此外，当前美国供应链仍受制约，即使以色列和越南承诺采购飞机等商品，美国能否及时交付仍是未知数。

因此，特朗普选择快速加税，而非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后者不仅耗资巨大，还涉及长期规划和执行风险。他第一个任期内，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工厂项目进展缓慢，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工厂开工日期一再推迟，正是这一策略的典型案例。

跨国企业对此心知肚明。例如，尽管特朗普团队鼓励苹果将iPhone生产线迁回美国，但苹果一方面未予正面回应，另一方面加紧利用货机将产品由中国和印度运往美国，以规避关税。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此举虽能暂时降低成本，但从长远来看，或将削弱美国制造业竞争力。

特朗普撤销对中国以外国家的关税，也有其战略考量。此举旨在避免中国与欧盟、东盟形成“合纵”联盟，从而集中力量针对中国展开“连横”攻势。这种策略虽然妥协成分明显，但有助于防止美国陷入多线作战的局面。

然而，欧盟领导人清楚自身处境。“暂停90天”只是权宜之计，特朗普的根本目标不会改变。在此期间，欧盟的最佳策略与中国在特朗普首次任期的做法相似：通过谈判争取时间，最大化自身利益。

相比之下，越南和中国的应对空间截然不同。越南无法对美国强硬，因为其吸引外资的关键在于作为对美生产替代基地。一旦失去对美贸易基础，外来投资将迅速撤出。而中国则没有对美国软弱的空间，因为外国企业在华采购而非投资，生产商多为本土资本，且许多城市并不依赖外贸生存。

对中国而言，对美妥协不仅无助于提振国内经济，反而可能导致资源浪费。中国自美国进口的商品已大幅减少，即便将输华关税降至0，实际增量有限。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税谈判若真启动，形同于中国直接送钱给美国，这显然不符合逻辑。

综上所述，当前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未来几年，世界贸易将呈现以下特点：

其一，商品贸易金额逐步下降，进口单价趋于低廉。以赴美的小型包裹为例，平均价格已从2016年的100美元降至2024年的20美元。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必须征收从件关税，否则低价商品将显著增加成本。

其二，服务贸易金额持续攀升，跨境支付日益复杂化。相比标准化商品，定制化服务更难归类收税，跨国公司税务安排将愈发隐秘。

其三，高关税催生高寻租空间，合规与非合规手段并存，导致正规贸易逐渐减少。

这些趋势将在未来至少三年内主导全球贸易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