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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马斯克白宫新闻发布会，DOGE项目失败凸显政治现实碰撞？

2025-06-10 17:10 loading...

5月30日，特朗普与马斯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马斯克宣布正式离开，这标志着他那段短暂的“政治实验”就此结束。在此之前，马斯克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5月27日的专访时，曾直言不讳地表示，要想改善华盛顿的官僚体系，无疑是一场充满挑战的战斗，他对联邦政府效率低下的问题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一事件反映出美国科技巨头在政治领域深入参与后的实际思考——即便他们拥有“硅谷之光”和“全球首富”的荣耀，仍无法对根深蒂固的美国官僚体系产生动摇。

DOGE项目失败？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特朗普政府将政府效率部（DOGE）定位为“效率改革”的关键环节，该部门于2025年1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当天，经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正式成立。此举旨在通过实施“电锯式”裁员和数字化改革等手段，终结官僚主义的统治。根据行政令的规定，该部门必须在2026年7月前完成既定任务。

马斯克最初宣称，该计划有望减少高达2万亿美元的政府支出，但随后又将目标下调至1万亿美元。然而，在马斯克离职之际，DOGE项目实际上仅完成了目标的一小部分——即1700亿美元，这一数据甚至遭到了《卫报》等多家媒体的质疑，被认为有夸大之嫌。尽管马斯克期望DOGE能够稳定运行，然而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指出，他所留下的乃是一支士气低落的联邦工作人员队伍，这样的队伍难以实现大规模裁员的目标。

事实上，DOGE一经“出生”就面临着三重致命困境：

1. 法律地位的先天缺陷

当DOGE强行撤销了中央情报局（CIA）的DEI部门后，美国地区法官Anthony Trenga对19名前DEI员工提起的诉讼给予了支持，并判决批准他们得以被调任至其他岗位。

2. 执行团队的专业偏差

DOGE成员普遍缺少行政管理经验，众多要职由未曾涉足政治领域的科技界人士执掌。据《连线》杂志二月份的报道，DOGE团队共有6名成员，他们的平均年龄仅为22岁，且全部拥有科技背景。尽管这些年轻的软件工程师在技术思维方面颇有造诣，但他们面对联邦机构在法律、安全和公共管理方面的复杂要求时，显得力不从心。同时，由于缺乏政治基础，该项目很快便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6月1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采访中，马斯克透露，他所执掌的“政府效率部”遭到了广泛的指责，成为了所有裁员（无论传闻真假）的共同目标。

3. 核心目标的结构性矛盾

特朗普政府所倡导的政策与DOGE的裁员和削减开支目标存在根本性的对立。在上周，特朗普极力主张的“庞大而美好”的税收与支出法案在美国众议院仅以215票对214票的微弱票数险些通过。据估算，该法案预计在接下来的十年内将导致美国国债增长超过3.3万亿美元。

5月27日，马斯克在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对那项法案进行了公开指责，称其“导致财政赤字加剧、损害了DOGE的成效”。到了6月4日，他的情绪变得难以忍受，开始对法案及其投票者进行猛烈批评，并转发多条反对该法案的推文。紧接着5日，马斯克转发了自己支持的一项宪法修正案推文，该修正案提议在财政赤字超过GDP的3%时，禁止所有在任国会议员连任。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指出，尽管她对马斯克的立场有所了解，但特朗普依旧坚定地支持其提出的支出与税收相关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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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公开发表了对“庞大而奢华”的税收与支出法案的批评意见（图片来源于马斯克个人X账号@elonmusk）。

马斯克的商业利益与该法案直接相悖，因为该法案减少了电动汽车的税收减免，然而这一冲突同时也暴露了特朗普的政策与DOGE的根本目标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特朗普的政治利益是否真的无法支撑DOGE进行大规模裁员？减税措施需要财政的稳定支持，而大规模裁员却可能削弱税收基础。

回归科技赛道：马斯克的战略转向

实际上，在官方宣布离职之前，马斯克已不止一次透露出将大幅缩减为特朗普政府工作的计划，这一决定与他所面临的商业困境密切相关：据《华尔街日报》披露，特斯拉在2025年第一季度遭受了严重的业绩下滑，其营收同比下降了9%，降至193亿美元，这一数字远低于华尔街预期的214.5亿美元；同时，每股收益也只有27美分，与市场预期的43美分相比，出现了大幅减少。情况更为严重，公司的净利润大幅下滑，竟然减少了71%，从去年同期的13.9亿美元急剧下降至4.0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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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自美国大选结束以来，其股价走势如图所示（资料来源：FactSet Research Systems公司）。

股价起伏之外，近期又传出了董事会曾联络猎头机构来规划CEO接班的消息，同时，SpaceX的星际飞船在最近的一次试验中于印度洋上空发生了解体事故。这一系列的不顺遂事件迫使马斯克迅速作出战略调整，将关注点从政治领域（DOGE项目）完全转回至公司核心业务。马斯克宣称，他将加快特斯拉自动驾驶技术的商业化步伐，确保SpaceX发射任务的稳定性，集中精力研发xAI人工智能，并致力于恢复市场信心。

马斯克回归的消息一经公布，特斯拉的市值便从谷底反弹，迅速攀升至超过1万亿美元。这一现象充分展示了商业逻辑的胜利：即便政治斗争对核心业务造成损害，科技巨头也必须专注于本职工作。目前，马斯克已公布了一系列商业规划，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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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马斯克商业规划（来源：作者自制）

“特马联盟”的未来：利益纽带与结构性矛盾

1. 合作基础：短期利益互换

尽管马斯克与特朗普之间的关系紧张，然而他们依旧保持着一种以短期利益为纽带的政见联盟。这种合作关系源于彼此的依赖：对于特朗普来说，马斯克不仅是其竞选阵营中最为关键的财务支持者之一（承诺捐献1亿美元用于政治捐款），而且还是“创新美国”理念的重要标志。在2024年特朗普不幸遭遇刺杀未遂事件之后，马斯克借助X平台的高调表态、在巴特勒农场举办的集会活动造势，以及积极推广万斯等举措，为特朗普成功当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助力。

特朗普作为回应，在众多重要的政策领域中做出了妥协，如对争议不断的H-1B签证政策立场进行了调整，明确表态支持马斯克的看法；他赋予了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部”（DOGE）政府改革项目的权力；据内部人士透露，为了平息马斯克的情绪，甚至推迟了OpenAI在中东地区的项目发布，并取消了与奥特曼共同参与的公开活动。

这种合作实质上是一种精明的政治交换：特朗普渴望借助科技巨头的资金、影响力以及创新的光环来稳固其权力地位，而马斯克则企图利用政治途径来推动自己的商业计划。尽管如此，这种基于实用主义原则的联盟，由于双方在核心理念和政策方向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在诸多关键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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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特朗普和马斯克的核心分歧（来源：作者自制）

2. 联盟前景：利益捆绑下的结构性裂痕

尽管马斯克已经正式从DOGE的日常管理中抽身，不过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并未彻底中断。在5月30日的发布会上，马斯克与特朗普的互动显得十分和谐。马斯克指出，他将继续以“总统顾问”的角色提供意见，不过他将不再负责具体的行政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巧妙地运用了“特殊政府雇员”这一职位为期130天的服务期限规定，这一规定从1月20日他正式就职开始计算。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条制度化的“体面退路”。然而，根据美国时政新闻网站Axios在6月3日的报道，马斯克在任期届满后，曾试图继续留任该职位。但白宫官员最终明确表示，马斯克无法继续担任这一职务。

实际上，在特朗普2.0时期，马斯克未曾公开发表过对特朗普的单独指责，这一现象或许与马斯克自身政治立场的复杂变化有关：起初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他自称是“温和自由派”，保持着一种疏远的态度；进入拜登政府时期，他与拜登政府彻底决裂——2022年收购了推特（后更名为X），并解散了内容审核团队，使得该平台迅速转变为保守派舆论的阵地；而现在，马斯克在完成政治立场的选择后，正努力在维持对共和党的支持和维护自身商业利益之间，寻求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特马联盟”是在特定政治经济背景下的权宜之计，预计双方因共同利益难以彻底分裂——马斯克难以回归民主党，只得继续与特朗普保持表面上的同盟关系。尽管马斯克在硅谷资本中个人风格较为突出，然而DOGE项目的失利也揭示了科技资本与民粹政治之间存在的根本矛盾。这种基因上的差异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硅谷所倡导的快速创新理念与特朗普所实行的家族资本主义管理风格存在显著分歧。硅谷侧重于技术的突破和效率至上，而特朗普的团队则更倾向于依靠人脉关系和短期利益交换，这使得双方在需求上难以达成一致。

其二，马斯克毫无掩饰地展现出的精英主义态度，不仅激怒了民主党的既定派系，也引发了MAGA支持者的不满，他们一方面被自由主义者指责为背离了社会进步的核心理念，另一方面则被保守主义者指责忽视了基层民众的真实需求，从而陷入了舆论上的两难境地。

这种结构性的冲突预示着，在商业的理性思维与政治的现实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科技资本在华盛顿的政治角逐中难以维持其长期的存在。马斯克的撤资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同时也暴露了科技企业涉足政治的难题：在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资本或许能够购买到政治影响力，但却难以改变政治生态的根本规则。

值得关注的是，马斯克的产业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有着深刻的介入，“特马联盟”的不确定性或许将为我国带来以下几方面的机遇：

首先，考虑到马斯克在中国产业链中的深入投入，他的商业态度相对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当倡导务实的合作，以推动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同时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努力拓展更多的交流渠道。

其次，关注特朗普的商业策略：以传统科技资本代表，例如OpenAI的CEO山姆·阿尔特曼，他们长期秉持的左翼立场导致对中国持有强烈的敌意，双方合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相比之下，特朗普的商业本能则更为灵活和实际。因此，我们应当跨越意识形态的障碍，借助他“利益至上”的思考模式，推动实现具有战略意义的交易。

闫佳昕，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的研究助理，负责本作的校对工作的是詹蕴第，覃筱靖进行了初审，而冯箫凝则负责了最终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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