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百年前关税大战：一场以谈判桌为终局的经济教训

1930年6月17日，华盛顿的天空格外晴朗。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赫伯特·胡佛总统用他那支镀金钢笔，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文件上，映照出“保护美国工业”几个大字。

然而，这位总统或许不知道，这个看似保护美国经济的决定，将成为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政策失误之一。

“总统先生，您确定要签署这个法案吗？”

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最后一次试图劝阻：

“就在昨天，又有200名经济学家加入了反对阵营。”

胡佛很清楚国务卿的意思，但抬起头时依然眉头紧锁：“亨利，你看看窗外！街上到处都是失业的工人，农民们在贱卖他们的粮食。我们必须保护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三个月后，加拿大驻美大使詹姆斯·克赖顿怒气冲冲地离开国务院大楼，他刚刚收到渥太华的紧急电报：

立即对美国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但这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是一场全球贸易大战的序幕。

前奏

每一次重大决定，都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好一点的叫顺势，不好的叫被迫。

1930年代的美国，属于后者。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29年10月24日，那个被称为“黑色星期四”的早晨。

纽约证券交易所内，众人都死死盯着不断下跌的道琼斯指数，他们的额头渗出汗珠，手中的报价单甚至已经被汗水浸湿，表情里充满紧张、惊慌。

交易大厅里不断传出喊叫声：抛掉！全部抛掉！

和众人恐慌的表情相对应的，是自己客户的资产在短短几小时内蒸发殆尽。

这一天，华尔街损失了相当于今天450亿美元的财富，而这，也仅仅是开始。

虽然股市崩盘的影响尚未波及普通人，但危机已经开始酝酿。

那些开着老旧福特卡车的小农场主暂时幸灾乐祸地看着华尔街的人陷入困境，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法国人低价出售的欧洲小麦正威胁着他们的生意。

这一切，在政客眼中成了可以利用的机会。

曲线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使得国会山的走廊挤满了各类政治说客，他们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般活跃。

议题只有一个：

是否对外加征关税，以保护美国经济。

最初只涉及农产品的法案，在各方利益博弈下迅速膨胀。

钢铁大亨查尔斯·施瓦布派来的说客成功塞进了保护钢铁业的条款；纺织业巨头威廉·伍德也为棉纺织品争取到了更高的关税。

但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却愤怒地认为这是在玩火！

他闯进参议院听证会现场，将一叠厚厚的报告摔在桌上，质问议员们“你们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吗？”

这位汽车大亨的声音在会议厅里回荡，但没人理会他的警告。

1930年6月13日，众议院以222票对153票通过了这项法案。

四天后，胡佛总统在白宫举行了盛大的签字仪式。

摄影师的镁光灯闪烁间，财政部副部长奥格登·米尔斯脸上却挂满了忧虑。

高潮

1931年春天，纽约港显得异常冷清。

码头工人们蹲在空荡荡的货仓前，百无聊赖地抽着劣质香烟，情绪很低落，因为他们已经三周没有英国货船靠港了。

与此同时，在底特律的汽车工厂里，工头们挤在一起宣读一份令人沮丧的通知：

由于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工厂不得不裁减30%的工人。

流水线上的工人们面面相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昨天还在为这项“保护美国工业”的法案欢呼。

最讽刺的是美国中西部的农民们，虽然外国农产品被高关税挡在了国门之外，但欧洲人也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了。

爱荷华州的农场仓库里堆积如山的玉米，价格已经跌到连运费都不够付。

让我们看看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

国际贸易：1929-1933年间，全球贸易额暴跌60%。美国出口额从54亿美元骤降至16亿美元。

失业率：从1929年的3%飙升至1933年的25%，相当于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失业。

GDP：美国经济总量缩水近30%，从1040亿美元降至730亿美元（按当时币值计算）。

1933年，新上任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推动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RTAA），授权总统与其他国家谈判降低关税，无需国会逐项批准。

这打破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高关税壁垒，标志着美国从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

尾声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总会惊人地相似。

任何大事件的发生，理由其实都差不多：保护自己、解决社会问题、保家卫国等。

这些理由当时看都站得住脚，只不过，结果却有好也有坏。

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档案室里，保存着1930年那1028位经济学家的联名信，泛黄的纸页上有一句被反复划重点的话：

关税筑起的墙，最终围困的只会是自己。

如果大家都不想兵戎相见的话，这场关税大战最终走向终结的地方，只有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

谈判桌！